八路军
王林肯，原名王麟阁，1888年10月出生，高密县王家苓芝村人。
9岁始入本村私塾，因家贫，只能农忙时参加劳动，农闲时进塾读书。18岁时，得到了亲友接济，始考入高密县立高等小学堂。21岁毕业后，和盟友唐寿先等进本县康庄英林公学，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一年后，求知之心再次沸腾，考入山东工业学堂预科学习，毕业后转入染织本科继续就读。
王林肯在本村读书时，即耳闻了德寇在高密一手制造的堤东、沙窝、克兰等多起惨案，内心受到极大震撼，深为抗德领袖孙文（原名孙玫，又名孙玉）领导的抗德阻路壮举所感佩，后来愤笔写了《爱国爱乡的农民领袖孙文》一文，反帝反封建的志向确立。
入高等小学堂读书后，即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并涉猎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报导和理论，思想进一步升华。不久，即由邹秉绶介绍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宣传活动，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精神向封建势力坚决斗争。
他曾会同盟友公开揭露了“孔子借钱”案的始作俑者、高密县教谕兼高等小学堂堂长尹曰遴，勾结劣绅以孔子名义向学堂借钱五百吊自肥的丑行，迫使校方收回借款。并联合本县新学界人士，推举代表向曲阜衍圣公府和山东最高当局提出控诉，迫使当局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全县民心大快，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
他还曾利用暑寒假日到青岛，汇合陈干、刘冠三等盟友开展革命活动，并全心支持陈、刘创办震旦公学。
南北议和后，山东同盟会积极响应，并决定在济南、烟台等地组织起义。王林肯被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他毅然弃学奔赴青岛，找到原震旦公学中的同盟会员班麟书、邓天乙、赵象阙等，共同策划筹备了高密、即墨、诸城、青州的独立。
经过计议，王林肯认为先攻下诸城作为根据地，其他三县一旦失手即有退身之处。众人决定由王林肯先去诸城地方联系，结果诸城之盟员不同意，王林肯返青重作计议，决定先发动高、即、青独立，然后会师诸城。
遂分兵三路，王林肯带一路攻高密。他先率两名同志潜入高密城内，摸透敌情，制订策略，并以一个月薪饷为筹码，买通保卫县衙的全连清兵，起事之夜按兵不动。他随身带的钱不够，遂向开明富绅朋友张伯铭募了四百两银子，付清协议款，然后将同伴两同志卧底东门里劝学所内，届时开城门。妥当之后他回青岛引领义军。
1912年1月27日夜，他与班麟书等率义军乘火车直奔高密城，两卧底同志打开城门，迅速闯进县衙突然袭击。枪弹声大作，知县王鉴清吓得魂飞魄散，狼狈逃窜。义军无一伤亡，占领了县衙，推举班麟书为临时司令，张贴布告宣布高密脱离清廷，实行独立，一切大权由临时司令行使。
不意很快遭到清军标统张树元调遗之大丘的清兵镇压，义军孤立无援，独立失败。
为保存实力，王林肯与班麟书计议，主动放弃高密，撤往诸城五里堡，与失利的青州义军会师，协助诸城义军搞独立。三县义军占领诸城县衙后，遭到知县勾结驻沂州清军的反扑而再度失败，王林肯于晚间脱险出走，回济南继续读书。
1914年，袁世凯在山东的代理人靳云鹏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王王林肯也在通缉之列。
他先是流亡济宁等地，后又返回高密，避难于同盟会员梁昆玉家中。袁军搜捕时，他躲在村西的小草屋里幸免。过后，他辗转到孙中山委任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下的第二师任军需处长，继之调任该师济南办事处处长。师长吕子人是王林肯的老同事，志同道合。
1916年春，王林肯随吕部配合地方讨袁军攻陷潍县，消灭了袁军第五师。5月9日，吕部再取高密城，因敌有备而受挫。进退维谷之际，去青岛取军火的军需长王王林肯于夜间带队赶到，解了焰眉之急。遂引吕部转攻城西南门，一举破城，守城袁军仓皇逃走。王林肯协助吕部宣布高密再次独立，布告安民，释放囚犯，平祟仓谷，倡办教育，兴办实业，群众拍手称好。
后来，吕部被军阀收编，调往兖州，王林肯决不屈从，遂与吕子人分道扬镳。他在济南联合部分省议员组成水利协会，主编《山东水利志》。1919年，他进黄河河务局供职；1921年，他又创办《醒报》，自任主编；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曾参加过河南第三军。
1928年王林肯参加方振武部，北伐至古北口；1929年任山东省建设厅第一科主任。国民党重新登记时，拒绝登记，主动脱离国民党。
1934年，王林肯又参加了国民党人胡汉民一派的反蒋活动，任山东省秘密组织负责人。得知胡某动机不纯后，决然断绝关系，但因此遭通缉，他只得化名张子道，去台湾隐居。
1936年，王林肯乘韩复榘和蒋介石不协之隙回山东，经居正推荐，出任蒲台县县长。到职不久，遇上黄河决口，他日夜亲临现场，带领政府公务员和民工抢险救灾，受到群众称赞。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很快侵入蒲台，王林肯集中了县警察局的40余支步枪和县政府的10余支短枪，组成抗日大队，进行武装抵抗。1937年11月23日，日寇以7辆装甲车开路，向蒲台县城侵犯。力量悬殊，王林肯指挥县大队迎敌不支，且战且退，至黄河渡口，发现大小船只早已被韩复榘退却的军队破坏。
危难之际，他率部转至30里外的玉皇堂渡口，才乘6只小船渡到黄河南岸，与山东第一路游击司令刘耀亭接上关系。不料被刘缴了械，所带抗日经费9500余元亦被吞没，并被令为其筹备给养。
王林肯气愤至极，率队直奔武汉，找韩复榘交印辞职。及至赶到武汉，得知韩已被蒋介石谋杀，只得回山东另图他策。途径徐州逗留时，闻知济南、青岛早已失守，大批国民党军逃到徐州，他只得留此进行详细观察。
他认真研究了《西安事变与国共合作之史实》一书，对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作更深入的了解，认为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纲领，是完全正确的远见卓识，从而对中国的命运前途充满了希望，但还是感到报国无门，壮志难酬。
踟躇间邂逅往日的盟友，推心置腹地作了长谈，只觉得盟友高屋见瓴，谈吐不凡，相见恨晚，却不知盟友早已加入了共产党。盟友说沂蒙山区已有了八路军，他欲亲往考察。
当他获悉蒋介石新任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已在曹县就职视事后，便抱着一丝希望起程前往，幻想着得到省主席的支持。当沈主席表露出“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态度后，他交出了蒲台县政府之印，辞去县长之职。尽管沈再三劝其留任，他却婉言谢绝，决意回乡抗战，尽匹夫之责。
王林肯率抗日的旧部一路东上，时在1938年6月。
行至蒙阴县坦埠，闻有八路军一部驻防，便作秘密考察。因为他对这支刚到此不久的部队不摸底细，只能谨慎行事。通过表面了解，初步弄清了真相，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于是，继续东进，辗转至莒县张家围子，听说旧友高树勋（时任石友三第十军团新编第六师师长，与共产党有统战关系）驻防于此，即往会见。高对王林肯的抗日热情深表钦佩，当即表示愿意于近日在龙亭开会之机引见石友三。
7月下旬，石友三根据其政治部长张友渔（中共统战工作者）的建议，在龙亭召开山东军政人员会议，参加者有山东八路军代表和国民党地方军政官员。王林肯在高树勋的引进下得以与会，并受到石友三的礼遇和赞赏。
会后，王林肯决定重整旗鼓，与高树勋联合抗日。于是，他向盟友借钱，从高部买了部分武器，以原蒲台抗日大队为基础，组建起一支新的抗日队伍，活动在安丘西南部召忽一带。适逢安丘县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支队司令李瀛仙刚被厉文礼（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撤职，走投无路，王林肯借机推荐给高树勋，被高委任为补充团团长兼安丘县县长。此举既扩大了抗日力量，又使自己在安丘站稳了脚跟。
为了联络各路游击队共商救国大计，王林肯骑上毛驴到处游说。听说同乡人蔡晋康率高密抗日游击队退至诸城，他便前往。蔡部早已去了胶南杨家山里驻防，他跟踪而至，面见蔡晋康，陈述民族大义，分析抗战形势，望能共举抗日救亡大业。谁知蔡晋康自恃兵多马壮，中国民党之毒甚深，又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山东省第九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固执坚持“抗八”立场，不肯自拔。王林肯无功而返。
1938年12月，正当林肯为抗日救亡冥思苦索之际，获悉石友三部离鲁去冀，他与李瀛仙商妥，趁机脱离高树勋部，留在山东坚持抗战。
不久，他派两名代表去沂水县王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商谈接受改编事宜。1939年1月，纵队指挥部派冯参谋长到召忽，与王林肯商谈，决定将林肯组建的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山纵第九支队，王林肯任司令员，傅骥任政委，王哲负责党务工作。后来任高密县民主政府县长的祝凯然，就是九支队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接受改编后，王林肯曾受到徐向前、黎玉、马保三、霍士廉等纵队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老泪纵横，感慨万千，坚定了跟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亡的决心。